足球吧

十年前，士气高昂的多哥国家队在出征非洲杯的路途上遭遇枪击事件，一队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不想死在那儿。”阿德巴约每当回忆这起发生在十年前的恐怖袭击，仍然心有余悸。

　　在2010年初，非洲国家杯开赛前的几天里，多哥队对即将开始的比赛充满期待，在缺席了上一届2008年的赛事之后，多哥队得到了在本届赛事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尽管和德罗巴率领的科特迪瓦以及埃辛领衔的加纳一同分在了B组，但球员们并不畏惧强大的对手。

　　多哥队将赛前训练营设置在了刚果的黑角，一个与球队小组赛所在地安哥拉的卡宾达市相距仅100公里的小城。

　　从地图上看，卡宾达城虽然属于安哥拉，但与安哥拉本土并不接壤，多哥队并没有选择常规的飞行前往，而是选择坐大巴车，这在事后被证明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有些球员在出发的前一晚出城放松，教练也许对此有些许生气，但在大巴车开往边境的路上时，依旧充满着无忧无虑的气氛，球员们唱着歌，互相开着玩笑，一如往常。一群有着天赋和远大抱负的年轻人，为一届可以大展身手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在边境，安哥拉安全部队已经在等着大巴车的到来，他们将护送多哥队穿过一片森林，这片位于安哥拉本土与卡宾达城中间，是一块常年被当地的武装组织要求独立的区域。但护送小队并没有对此过分担心，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将为多哥车队的生命而战。

　　十年之后，多哥中场塞纳亚再度回忆起那段改变人生的时刻：“越过边境之后，我们都很享受这段路程，有些人在忙着听音乐。我记得大巴车开出15分钟后，在森林里传来了几声枪响，我们还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间，猛烈密集的射击随之而来。”

　　在没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倒下了。

　　塞纳亚清楚记得多哥队的新闻官斯坦尼斯拉斯·奥克卢正站着拍摄球队安哥拉之旅的录像，在袭击发生时，奥克卢当即中枪身亡。

　　另一位对这失控时刻历历在目的是门将科乔维·奥比拉尔，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子弹击中的时候，他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在短短几秒钟内已经天翻地覆。

　　“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在那一刻，我就想躲起来，但是我就仿佛被钉在了座椅上一般无法动弹。然后我看到我的腹部和背部都在流血，我开始非常恐慌，我叫得很大声’我中枪了！救救我！救救我！我想见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不想死在这里！’”

　　伴随着伤口的疼痛和内心的恐慌，奥比拉尔注意到阿梅勒特·阿瓦洛也见大喊自己中枪了，这位时年54岁的助理教练在这次袭击中身亡。奥比拉尔还回忆起一位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队友企图寻找武器反击。

　　在枪击发生时，球队司机马里奥·阿乔瓦就已经中枪，这导致大巴车无法逃离。车队被迫停了下来，袭击者和护送队伍的安哥拉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关于究竟持续多久，每个人都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所有人都表示至少持续了30分钟。

　　阿德巴约说这是他生命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

　　“这不像是一两个家伙朝着我们的大巴车开了一两枪。我们在这袭击的中心待了足足半小时，人们朝着我们的大巴车射击了30分钟！说实话，这是我最糟糕的经历之一，它会永远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如果没有安全部队保护我们，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来回忆这件事，只会有我的尸体。”阿德巴约继续说到，“后来有一支军队的车队赶来，匪徒们开始往森林中逃窜，然而仍旧有零星的枪声从森林中传来。”

　　关于枪击如何结束，塞纳亚已经沉默，显然这位中场不愿再回忆。最终，他们都被带到了卡宾达城郊外的医院，没有受伤的人将死伤的同胞送进抢救室。阿德巴约说：“当我把一名队员送入医院，才真切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当我出来时，我见到了所有队员，每个人都在哭，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人，都在打电话给他们的妈妈，每个人都在电话里哭。我觉得那是一天中最糟糕的时刻，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那里说出自己的遗言，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死。”

　　此后不久，死伤的队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被留在了医院，只剩一个地方官员陪着他们。其他人员只能步行回酒店，这段不长的路没有安排任何安全措施……

　　多哥国家队遇袭事件迅速成为全球头条新闻，24小时内酒店大楼就被军方包围。非洲足联代表、政府官员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飞来，他们同样满腹疑问，谁该为此负责，以及为什么多哥队会选择乘坐大巴车而非坐飞机，这明显有违非洲杯的大赛要求。

　　不久，卡宾达海外领地解放阵线组织（简称FLEC）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这是一个当地的分离主义团体，从未接受过前殖民国葡萄牙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将卡宾达并入安哥拉的决定。

　　袭击事件还有许多方面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显然不只是为了抢劫。一个最大的疑问便是为什么会有安哥拉安全部队的陪同，如果多哥国家队没有被授权乘坐大巴车前往卡宾达，为什么会有安保力量的存在？而触发袭击的，会是因为这次军事化护送吗？

　　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便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一个解释。而在那时，对于球员们而言最直接的问题来自如何来消化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做。

　　最终，多哥当局作出决定，国家队成员全部回国，对遇难人员进行国葬并举行全国哀悼仪式。而这一决定在日后使得多哥国家队遭到非洲足联对短期禁赛令，原因是略显牵强的“政府干预足球”。

　　对于任何卷入这起袭击事件的人而言，想要接受这个现实，并回到过去的生活已经不太可能了。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最严重的伤势就莫过于门将奥比拉尔。

　　最初有报道说他已经死了，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枪击留下的伤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奥比拉尔的脊椎、肠部、肝部和膀胱都受到严重损伤，他被送往南非的医院开始极其艰难的恢复。这些年，先后经历了8次重大手术，奥比拉尔不得不在身体和情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

　　无法继续球员生涯的奥比拉尔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一起工作，通过足球来帮助他们，现在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来继续这项工作，他说：“我做了很多事，我回到学校，参加考试、工作，还写了一本书，我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些。”

　　在卡宾达事件发生十年后，奥比拉尔获颁了一项特别奖，以表彰他在康复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如今他在帮助他人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袭击后，没有受伤的人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场球员塞纳亚曾在2006年时代表多哥出战德国世界杯，袭击发生时他只有25岁。

　　“对我而言，这在心理上是灾难性的，我的生活被颠覆了。我无法康复，我的心理被冲击了，我无法找到理由再继续为某支球队出场踢球了。”

　　塞纳亚的球员生涯在那一天已经结束了，如今他正在考虑教练证书。

　　十几年过去，这起事件的起因仍存在争议，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这些生命所付出的代价。